從社會視角認識及反思班組建設

我國企業班組建設之“形而上者謂之道”

如果“文化”是從時間上理解人類生命自覺活動，“社會”則是從空間上理解人類生命自覺活動。漢語“社”原指祭地神之所，后也引申“社”為志同道合者集會之所。“會”為聚集之意，兩字合用始見于宋代《二程全書》，有“鄉民為社會”之語。日本學者將英文“society”一詞譯為漢字“社會”，近代中國學者襲用此詞，因與“社”字引申義亦相通。

反思班組建設

社會就是人類由個體構建成的群體，占據一定空間共同生活，通過相互交往形成相互關系，構成各自獨特的人文環境呈現出社會現象，其社會現象的動態平衡由社會規范、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交互形成機制維持。

從社會視角提出問題：班組是由工人構成的群體，班組建設及活動是一種社會現象。如果以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為時間節點，已經41歲的馬恒昌及以馬恒昌為代表的中國工人，為什么沒有在該時間節點之前的社會環境中誕生班組建設及活動？為什么馬恒昌小組在1951年1月17日，通過《工人日報》向全國班組發出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倡議，迅速得到全國18000多個班組、300多萬職工的熱烈響應，誕生一系列先進班組，中國工運史稱“馬恒昌小組運動”，從而使班組建設及活動延續60多年直至現在？為什么參與班組建設及活動的中國工人當初絕大部分都是“自愿接受”，發展至今卻沒有形成良性循環，目前很多工人存在“非自愿接受”狀態？總之，如何解釋班組建設及活動這一社會現象，以及所賴以發生、發展與變化的社會環境？

從社會視角認識問題：社會學告訴我們，人生下來就進入社會關系結構中，除具有事實的“生理存在”，還具有價值的“身份存在”。“身份存在”在社會關系結構中具體體現兩個基本事實：一是社會地位，二是社會角色。社會地位是身份在社會關系結構中的位置，社會角色是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人的行為期待。也就是說，人占有社會地位，卻又隨身份的地位變化而扮演相適應的社會角色——班組建設及活動這一社會現象的誕生，就是因為中國工人的身份在其新的社會環境中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升到“主人翁”地位的結果。

1950年4月18日，當時的《東北日報》曾刊載著名記者顧雷采訪馬恒昌的文章，馬恒昌說道：“沈陽解放了，共產黨來了，這時看到、聽到許多新鮮事，特別是‘今天工人當家了，工人是主人了’，聽了之后老不往心里去。20多年了，過去都不把工人當人看，這回還能變多少？！自己心里想‘品品’味道再說！后來一看樣子真變了，廠長和許多干部穿的衣服、吃的飯、住的也不比工人好多少，一早就爬起來和工人一塊上班，說話和氣，不懂的事還向工人領教。一次我跑到廠長宿舍一看：廠長的孩子穿的也不比工人的孩子強哪去，住的一間小屋，一個小煤爐子直冒煙。把這個事和過去一比，我就想：難道他們不懂得享福嗎？為這個我曾問過祝普慶：‘你看共產黨是為誰干的？’他說：‘我看是為大伙。’咱兩個人想的正對勁，二月間，看我老實讓我當了班長，思想更通了。在過去我這樣的人還能當班長？打那以后便又和老祝、老徐（景榮）合計：這才真正翻身了，咱們都有兩個手，好好干！”

社會職業通常是人們的首要社會身份，也相應決定人的社會地位，隨著“主人翁”地位的價值認知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確立，馬恒昌及他的工友在進行著新角色的社會化過程——內化自己所具有的特定身份及對職業行為的重新期待，由此誕生了班組建設及活動并進行著“自由勞動”。

從社會視角反思問題: 發展至今的班組建設及活動，很遺憾沒有形成參與者“勞動占有更好”與“勞動奉獻更多”之間的社會化良性循環，而是呈現參與者“非自愿接受”的社會狀態，為什么？

“非自愿接受”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基于這樣一個客觀事實——人具有自由意志，盡管我們的人格主要是由社會塑造，但是人并非是由社會通過社會化操縱的木偶，同一個社會環境人對它的認知及態度是有差異性的，社會化的單向控制只能使人的自由意志暫時屈從，但是消除不了人的自由意志，理想的社會化過程及形式都需要人的“自愿性”合作才能順利實現。

馬恒昌從他中國工人的社會本質、本能及直覺，非常敏銳地關注到這一社會問題。

他們小組1951年1月17日通過《工人日報》向全國班組發出的勞動競賽倡議，具體提出五條競賽內容：

（1）團結技術人員，加強技術學習，改進操作方法，保證產品合乎規格，質量保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且要提前完成任務；

（2）遵守勞動紀律，堅守工作崗位，保證春節前后出勤率不降低，第一季度出勤率達到99%；

（3）師傅保證把所有徒工的技術，提高到一般技工水平的60%，徒工保證愛護機器，整理工具，不影響師傅到點開車生產；

（4）加強四防工作，保證全組機器、人員安全，愛護公物，克服浪費；

（5）加強時事學習，提高政治覺悟．做好宣傳鼓動工作。

1951年1月30日，當記者問馬恒昌“您對于你們小組，向全國提出挑戰的五個競賽條件有什么補充意見”時，馬恒昌認為這5個條件都是正確的，適合當前需要。但他又補充了兩點意見：

馬恒昌小組是一個工會小組。它的任務主要是在于把生產搞好，同時也要把職工的生活搞好，這樣才夠一個模范工會小組的標準。在我們的競賽條件中沒有提到生活，這是一個缺點。因此我提出一項補充條件,‘關心工人生活，及時了解工人群眾的困難，幫助解決這些困難’。有了這一項，不但可以通過競賽來鞏固我們工會的基層組織，而且使得其他競賽條件能夠更順利實現。

我們小組提出的競賽條件第一項是‘團結技術人員，加強技術學習……’，我認為這項條件應該把職員加進去……我們必須團結技術人員和職員參加競賽。”

修改后的競賽條件向全國正式公布增至7條：

（6）發揚工人階級友愛和集體主義的精神，做好互助工作，解決個別實際生活困難，協助工會做好家屬工作，組織工友家屬搞副業生產，發動職工積極參加合作社，爭取享受物質配售待遇；

（7）積極主動團結職員，向職員學習文化，共同搞好車間管理。

以上事例說明，馬恒昌及他的工友認為班組建設及活動產生的社會效能——應該是社會給予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勞動占有“越來越好”，工人從“主人翁地位”的勞動奉獻應該是“越來越多”，形成“自由勞動”的社會效能良性循環。

然而，60多年來的中國企業班組建設及活動，走上了一條“絕對化”“形式化”與“功利化”的道路，經常要求普通參與者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或者放棄個人利益，并作為一種理想或者理由要求普通參與者接受，其結果是使這項正常的社會活動及安排很難持續發展。

目前更值得反思：與馬恒昌時代的社會環境相比，當今社會環境“工人”在企業中的主體性（主人翁）地位邊緣化，從“自由勞動”的價值認知又回歸到“雇傭勞動”的價值認知上來。

解決之道：勞動是人的需要，不僅是自我生存的需要，更是社會生活的需要，所以產生兩種價值認知即“雇傭勞動”和“自由勞動”。“資本”如果在企業中支配、甚至奴役“勞動”，只能使勞動者產生“雇傭勞動”價值認知——“勞動異化”，其結果只有“被動效率”，而不會有“主動效率”，更談不上“創造效率”。“勞動”本質上與“資本”在企業中應該具有同等、甚至超過的價值地位，這是因為“資本”能持續增殖的前提也是要滿足人的需要，體現在增殖過程中人的勞動需要及增殖結果中人的消費需要，否則難以為繼。所以，“資本”所有者（民營）與控制者（國營）在企業中應該突出勞動者的主體性（主人翁）地位，構成勞動者“自由勞動”的基礎，形成參與班組建設及活動是勞動者社會生活的需要。